想象这样一个战场:在经历了15年的多次交战后,各方已经宣布签订停战协议,实现了脆弱的和平局面。战斗人员迫切地希望不再兴兵动武:的确,主要交战方之一正付出高昂代价避免表现出任何好战倾向。接着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:由从未经过考验的新将军带领的一支军队挺进了作战区的中心,在多条前线宣战。
这描述了货币战争——国际经济外交的主战场之一——的场景。在2000年代初、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中,美国曾多次指责其他国家刻意低估本国汇率以获得竞争优势。
上周,美国的唐纳德•特朗普(Donald Trump)政府把中国、日本和德国列为这方面的敌对势力,并承诺与他们展开较量。
这不算是完全不可理喻,但也差不多。这三个国家没有做任何可以被形容为竞争性贬值的举动。日本上一次干预汇市是在2011年。去年,尽管日元急剧升值可能破坏不确定的经济复苏,但日本抵制住了干预的诱惑。
在美国抱怨汇率操纵行为后,2010年中国决定让人民币退出与美元的挂钩机制,并从2012年起允许人民币汇率更具弹性。过去一年,在注意到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急剧走低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后,北京方面付出高昂代价进行干预,以支撑(而非压低)汇率。
与此同时,尽管可以合理抱怨德国的竞争优势,但遭受最大直接影响的是那些欧元区成员国,不关美国的事。
的确,特朗普首席贸易顾问彼得•纳瓦罗(Peter Navarro,见上图右二)对柏林方面的抱怨,突显出特朗普政府不顾事实,只想找茬打架。正如德国政府苦口婆心解释的那样,柏林方面尊重欧洲央行(ECB)的独立性,即便不认同后者的政策也是如此。的确,德国政府和德国央行(Bundesbank)多次批评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,该政策最有可能使欧元疲软。
尽管欧元区各国政府(而非欧洲央行)在技术层面上保留了对汇率政策的控制权,但它们唯一一次干预外汇市场是在2000年。当时,该举动是国际联合救援任务的一部分,目的是支撑(而非压低)欧元。
没错,德国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是合理的担心源头。考虑到整个欧元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敞口有限,德国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使后者更难实现增长——无论欧元多么疲软。但是,如果德国工业压制住实际薪资增长、使其获得相对于欧元区其他国家(比如说西班牙)的竞争优势,那也不关纳瓦罗什么事。指责德国看起来更像是试图在欧元区内部撒下分歧的种子,而非真的要好好参与辩论。
几乎没有哪位严谨的经济学家真的认为人民币等货币的汇率被低估,或是其政府正在操纵汇率以获得优势。就连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(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)前所长、过去15年美国大部分汇率战的理论教父弗雷德•伯格斯滕(Fred Bergsten)也承认,自2014年以来人民币的局面已经发生“戏剧性改变”。
特朗普和纳瓦罗或许自以为是汇率斗士,捡起了较软弱的美国行政当局放下的武器。实际上,他们更像是拿着过时情报、姗姗来迟的急躁士兵,非要打一仗不可,尽管战场上已经没有真正需要对抗的敌人了。
